梅琳达·盖茨:女性是社会发展的引擎
发布时间: 2014-12-01   浏览次数: 41

  

梅琳达·盖茨:女性是社会发展的引擎

文章来源:中国妇女研究网

   

   比尔·盖茨的夫人梅琳达曾经和丈夫一样,相信用技术解决问题。如今,实践经验使她更重视文化因素对发展的影响,特别是性别不平等问题,她认为,在改善性别不平等上的投资,将获得极大的回报。

  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简称盖茨基金会),是比尔·盖茨的夫人梅琳达·盖茨创办的。盖茨基金会致力于全球发展,尤其是健康和教育领域的平等。自2000年成立以来,对全球疫苗于免疫联盟、儿童疫苗计划、抗击埃博拉病毒,以及美国少数民族学生、牛津大学留学生等施予援助,甚至捐助过大学的安全套研究,以减少性病和艾滋病病毒等的传染。

  9月12,梅琳达·盖茨在《科学》杂志发表文章,讲述了盖茨基金会成立以来十多年里,她在运作项目过程中,对女性发展的认识。文章重点探讨了如何改变性别不平等,如何发展女性权利。

  “我的目的是,清楚地阐明,把女性置于全球发展的中心地位,对我个人和基金会意味着什么。简言之,如果我们不能系统地解决好性别不平等问题,我们的工作目标就难以实现。”梅琳达表示。

  以梅琳达的观察,许多发展项目(development programs)在运作时往往忽视了女性的权利,导致项目的目标不能很好地实现。在梅琳达看来“被赋予权利的女性,有可能改变她们的社会,而这些项目恰恰忽视了这一点,忽视了女性是社会发展的引擎。”

  梅琳达和自己的丈夫比尔·盖茨一样,有着良好的计算机和商业教育教育背景,在创建盖茨基金会以前,她从没有关于全球发展发面的系统训练,因此,她和丈夫一样最初更偏重用技术解决问题。

  十多年基金会运作的经验,被梅琳达称为“国际发展领域的实践教育”,如今她虽然对用技术解决国际社会发展问题的方式依然乐观,但更重视社会和文化因素对个人、社区和国家发展的影响。

  “这些因素中最为重要,也最为复杂的就是性别因素。”梅琳达说,“近年来,发展领域越来越关注性别平等和女性平权,这是有理由的:没有一个社会,在一半人口被边缘化,权利缺失的状况下,还能发挥潜力。”

  梅琳达用实例告诉大家:不考虑女性权利的发展项目,其效果非常有限,甚至可能产生意外的负面后果。

  梅琳达称,自己和合作伙伴们并非一开始就特别重视女性发展,但在未来会致力于此。

  性别不平等:发展的结构性障碍

  在文章中,梅琳达以“家庭计划生育项目”为例说,生育干预措施原本的目标是提高现代避孕普及率,但很多项目没有充分考虑到性别不平等的问题,没有设立起相应的保护女性的干预措施,如自救小组,不仅限制了项目的效果,还使得一些寻求避孕的妇女,可能遭受丈夫的暴力侵害。

  因此,必须重视性别因素,系统地分析性别不平等问题,设置相应的性别干预措施,消除性别差距,发展项目才不会加剧性别不平等,才可能获得更积极的影响。

  梅琳达引用最新报告称,性别不平等限制每个人的发展,如果非洲小农女性能够平等地获得土地、信息、科技、肥料和水,并且有平等的机会有效地使用这些资源,非洲大陆的农业生产量将增长20%。“人们随时面临饥饿,所以我们要试图找出解决性别不平等的途径,赋予女性权利。”

消除差距很难,确保女人在平等的基础上参与发展项目也很不容易。许多女人受累于家庭,尽管发展组织尽了最大努力,她们还是没有时间参与项目。梅琳达说,更困难的是,必须完全理解下层社会、理解文化规范,然后才能设法改变,这些规范阻碍女性全面地认识参与项目的好处。

  盖茨基金会与格莱珉基金会(Grameen Foundation)在加纳有一个为期四年的MOTECH项目,旨在让怀孕的非洲女性用手机获取健康信息。

  格莱珉发现,不能阅读的女性无法获得文本信息,这在加纳当地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那里女性缺少教育机会。因此,格莱珉的工作方向,由文本转为语音。

  但获取信息的介质——手机,也是项目面临的困难之一:在有手机的加纳家庭,手机掌控在丈夫手里,女性可能拿不到。为了将讯息传送的可能性最大化,格莱珉的工作人员询问女性们,什么日子、哪个时间段,最有可能接触到手机。

  此后,格莱珉工作人员进一步意识到,健康讯息传播的有效性,很大程度取决于信息传播方式和传播者。于是,格莱珉基金会展开研究,确定哪种声音对女性最有说服力。他们了解到,在加纳的农村地区,女性更倾向接受年长女性的建议,但同时她们有时候又希望听到男性的声音,因为她们需要得到丈夫的支持,男性也更可能听取另外一个男人的建议。

  在了解了女性的诉求后,MOTECH项目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有很多重大挑战:一些女人缺乏权力,无法对自己的生活做出重大决定,她们需要在履行自己的决定后,受到保护,免于惩罚、免于恐惧。加纳的现实情况是,即使一个女人知道去当地卫生院分娩,比在家里更有益,她可能也得不到许可,并且无法承担医疗费用。

  格莱珉在继续完善这个项目。健康资讯不仅送达孕妇,还有丈夫、婆婆和奶奶,这些人对家庭医疗保健的决策都会有影响。只有帮助女性在家庭和社区内克服障碍,移动传播策略才能产生良好的效果。

  在农业发展领域,盖茨基金会的目标是帮助小农家庭提高生产效率,以获得更好的营养、更多的收入。然而,收入又谁来支配,又是一个性别不平等的问题。

  盖茨基金会投资了一种叫“树豆”的农作物。在非洲部分地区,树豆被称为“穷人的肉”,是一个重要的营养来源。梅琳达说,基金会的合作伙伴——世界援助和救援合作组织(CARE),在提高树豆产量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上千英亩土地种上了改良过的树豆品种。但是,根据世界援助和救援合作组织的判断,尽管女性花了大量的时间照看高产的树豆,却仅有三分一的女性有保管收益的权力。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在大部分农业发展项目中。

  为确保女性有权支配劳动所得(并因此保持种植作物的积极性),世界援助和救援合作组织采取了补充性干预措施,例如,帮助夫妻进行家庭支出、家庭责任的谈话,以达成如何分配女性劳动所得的“合作性共识”,最终有利于家庭所有成员。

  重新制定更加公平的社会规范,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梅琳达说:“改变需要创新思维,帮助女性克服获得平等的结构性障碍。”

  “这项工作必定会涵盖男性,他们对母亲、女儿、姐妹和妻子等角色的态度,决定着男女两性能否获得更多机会。”

女性在掌管资源上比男性优秀?

  在多年的实践工作中,梅琳达和她的同事们发现,在家庭幸福投资方面,女性比男性更积极,其意愿强度可能是男性十倍之多。

  通过对收获季节收入使用情况的观察,梅琳达和工作伙伴们发现,到了收获季节,如果作物丰收、盈余充足,丈夫们会将女人们辛苦种植的作物拿去卖掉,然后自己花掉收入;只当农作物歉收时,女人才可以自由掌管余粮,当女人掌管余粮时,她们会将出售的所得,填补家庭零用。

  在这些现象面前,盖茨基金会意识到女性在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他们一开始的设想是:“通过投资女性来投资发展,这似乎合情合理。”梅琳达说,有一定权力的女性会用各种方法改善她的社区。

  但是,赋予女性权力不像劝说她们去医院分娩那样,前者更为复杂,结果也很不直观。因此,在如何“投资”赋权、如何评估赋权上,一直存在很多困惑。从理论上看,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展,界定出了女性赋权的几个关键性因素:教育权、资源支配权、决策权和人身权利。

  女性教育权是研究者关注得最多的,也是作用最为强大的一个因素。梅琳达在文章中引用一项研究结果称:女性每多受一年教育,收入就会增长10-20%。

  女性权利也密切关系到健康和发展的成果。例如,如果女性控制资源,可能会有更良好的家庭生育计划,更有利于母亲和孩子、农业发展等。

  梅琳达引用世界援助和救援合作组织在孟加拉国的实例说,据该组织最新报告,当家庭参与到女权项目时,健康和营养项目会取得更明显的成效,减少儿童发育不良。世界援助和救援合作组织建立了女性自救小组,帮助她们增强决策力,减少性别暴力,培养教育权利意识、领导力、宣传能力和读写能力。

  作用是相互的,在健康和发展上的投资,也有助于女性赋权。“但是现在面临一个问题:实证依据需要加强。” 梅琳达说,“如果捐助人更愿意对复杂模型的评估进行投资,我们的基金会将越来越多地承担这样的项目,现状也是可以改善的。”

  “让这个世界更加平等”

  作为盖茨基金会的创始人,梅琳达在文章中承诺性地表示说:“我们不会以性别不平等问题的复杂性为借口,逃避以妇女儿童为本,进行主动思考和积极行动。”

  梅琳达说,他们将加强对妇女特殊需求和倾向的系统性关注,致力改变性别不平等,赋予女性权利,这样才真正有利于盖茨基金会和合作伙伴实现发展使命。

  未来,盖茨基金会将把资助和战略,放在“性别滤镜”中进行分析,一方面可以确保性别不平等问题,不会成为项目的障碍,另一方面也更有助于赋予女性权利。梅琳达说:“如果我们相信女性本身就是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我们必须为她们的权利进行投资,并对结果进行评估。”

  梅琳达说,盖茨基金会正在实现数据采集和评估上进行努力。目前,盖茨基金会的很多资助项目,在评估性别不平等、女性权利方面没有个体资料。梅琳达不无遗憾地说:“如果我们能更加系统地搜集到这些信息,我们会更好地理解如何设计项目,造福男性和女性,让效果最大化。”

  文章中,梅琳达说,2015年盖茨基金会将会更深入考虑性别不平等和女性赋权的问题。今年秋季,基金会斥资数百万美元,推出其首个性别不平等和女性赋权主题“大奖赛”(Grand Challenge),标志着盖茨基金会“女权中心”的工作正式启动。

  “我每天都在工作,我相信我们的基金会携同上千个合作伙伴一起,可以发挥出一定作用,让这个世界更加平等。”梅琳达说,“帮助女性认识到自己的能量,并进一步推动她们的家庭、社区和社会的幸福。”“我们准备进行必要的投资,改善思考性别问题的方法,因为我们相信,这种投资的回报大大超过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