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妈”时代：

父亲继续缺席，母亲加重焦虑

文章来源：佳人

“下得了菜场，上得了课堂，做得了蛋糕，讲得了故事，教得了奥数，讲得了语法，改得了作文，做得了小报，懂得了琴棋，会得了书画，搜得了攻略，找得了景点，提得了行李，拍得了照片，想得出创意，搞得了活动，挣得了学费，付得了消费。最重要的是，扛得住情绪崩溃，熬得过岁月沧桑！”

——流传于网络的一则“时下当妈标准”

当今，教育“拼妈”已成为中国都市的一个普遍现象。许多家有学童的妈妈，都得把大量时间精力花在“陪读”、课程辅导、搜集各种有关教育信息以及和学校老师保持良好互动之上。但教育“拼妈”会带来两个直接后果，一是教育母职化和父亲缺席，二是母亲教育焦虑症的蔓延。

  教育焦虑来自对优质教育资源的争夺，而这种竞争受到了市场的操控，所以，家长们的焦虑来自对非公平性竞争下“输掉”教育的担忧，也是对向上流动机会稀少和不公的担忧。而母亲的焦虑还来自母职意识压迫性力量造成的认知失调。理想化的母亲为了孩子需要消解自我，包括为了孩子而改变、重新规划人生，为孩子做出牺牲。身为母亲还想保有追求育儿之外的个人发展意愿，都是与这种“牺牲自我”的期待相悖的，因此她们不得不在持续的自我反思和由此而来的负疚感中挣扎，这是母亲们教育焦虑症的根源所在。

既要“拼爹”，也要“拼妈”

其实，“拼妈”的背后仍然是“拼爹”——家庭用于教育的投入不仅仅是母亲的精力和智力，也还是家庭间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的竞争。

 迄今为止，中国学界对待教育“拼妈”现象并无分析批判，最多批评个体相互攀比等非理性成分。在国际上，批判教育社会学已经对西方发达国家以市场主导在教育领域推行私有化重建的趋势提出了尖锐批评，指出：尽管迄今为止教育尚未能做到为所有阶层的子弟提供同样多的向上流动机会，但起码在未曾开启教育市场化之前，平等受教育权作为儿童的一项基本权利是得到普遍认同的，教育公平亦为各国教育改革的普遍诉求。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凭借教育必须提升本国“全球竞争力”的话语，以个体选择自由、家长自主择校、家长介入、家校联合的教育民主化等说辞，把教育变成了一个依家长的财富和能力而非学生的能力和努力的体系。结果所有社会阶级的教育投资都增加了，但只有“有能力的家长”能为孩子购买有优势竞争力的教育产品。“家长主义”(Parentocracy)取代“能力主义”(meritocracy)。

  批判教育社会学对“家长主义”复制社会不平等的批判是深刻的，但独缺性别的视角。我们应该看到，在市场化导向性下，把教育变成一项家庭投资，由家庭购买教育产品的事业，深刻地改变了家庭的性别分工和性别关系，并重构了社会对母职的想象和规范。

母亲主责教育背后是职场歧视

  当教育职责向家庭延伸之时，家务劳动的内涵和性质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家长大量介入教育的要求，使得管理辅导孩子的课业、与学校老师的沟通交流，也都进入了家务劳动的范畴。尽管介入教育、课业管理劳动的智力成分要比照顾性劳动高，但同样是难以估算其价值的劳动。

  尽管现代家庭的男性越来越多地分担了家务劳动，但只要女性仍然被视为家庭事务的主要责任者，母亲承担比拼教育的主责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我们的实证研究显示：男人们不喜欢为他们认为耗时又不重要的事浪费时间，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事情是能够产生市场价值的工作和应酬。认为男人应该保持男性气质，也是他们不愿意在妈妈扎堆的家长委员会、家长QQ群和培训班现身的理由。但是男性对孩子教育也不是不关心、不介入，他们往往要在关键时候出马，比如择校、升学填报志愿的时候。

  这样，当教育变成一种家庭投资为主的行为时，家庭内形成了一种新的性别分工模式：父亲大多处于教育投资的决策者地位，而把需要大量耗时费力的教育介入和课业管理统统交给了母亲。这种性别分工规则背后，是基于男性在职场通常比女性有更好的收益和晋升前景的性别差异。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用投入产出比较解释家庭中的两性分工形成的缘由。他认为，“妇女的时间价值可能是较低的”，但是贝克尔没有指出，如果说女性时间价值较低是一个严酷的事实的话，也是职场存在性别歧视所致；说妇女更愿意将时间投资于家庭部门，不如说是因为她们难以在市场部门得到更好的回报。

 当时间成为今天最稀缺资源的时候，家庭中对享有发展和休闲时间资源的争夺变得激烈。夫妻之间如何分配劳动和休闲时间，体现了两性间不对等的权力关系。当女性发展时间被照顾孩子和课业管理大量吞噬的时候，显然对她们的职业成就会会产生不利影响，致使她们的时间价值变得更低。

母职“密集化”之忧

  在教育“拼妈”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时，对女性的一个重要影响，是对母职文化的重新建构。

  以往的母亲角色也包含家庭教育的职责，但多限于对孩子道德和行为的教化，“课子”则是有教养的父亲职责。而现代母职中教育的权重被放大，与以往在孕育、哺乳、生活照料等方面以母亲“自然”“本能”来建构母职有所不同，新的扩大母职需要借助现代性话语，强调儿童利益至上。

  海斯(Hays)在研究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母职建构的变化后，提出“密集母职”(intensive mothering)概念。所谓“密集母职”即指在观念上人们认为母亲是孩子最好最理想的照顾者，因此母亲应该以孩子身心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全心全意投入照顾孩子，甚至放弃自己的需要和利益。

 “母职密集化”具有时间密集的特点，今天的“母职密集化”不仅表现为时间的密集化，同时也表现在母亲教育职责的密集化。对孩子未来获得优势地位的激烈竞争，导致母亲对教育投入的“过密化”。而“母职密集化”吞噬着女性的发展资源，形成对发展的挤压。当女性的角色几乎被压缩到和母亲角色等同之时，女性个体的价值就被消解。

  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18岁~64岁女性中有29.1%不在业，比10年前第二期调查时提高了16.1个百分点，“照料家庭”是她们不在业的第一位原因。调查还显示，18岁~29岁目前不在业的要承担“大部分”和“全部”照料孩子职责的比例高达92.3%。而这一年龄组受过高等教育的不在业城镇女性，孩子需要照料是她们不在业的唯一原因——概言之：近10多年来，中国不在业女性有较大幅度增加，尽管并非所有不在业女性都是家有学童的母亲，但她们中相当一部分，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不在业年轻女性，开始以“教育妈妈”(本身受过良好教育，却以辅助子女教育为“职业”的群体)的身份“登场”。

  但笔者相信，相当一部分中国女性会在追求子女教育成就的同时，坚持对自身职业成就的追求。不过如果政府部门没有相应的政策调整——在坚持教育公平性的价值标准下，坚持教育的公共性以减轻家庭在择校、优选方面的过度竞争压力；实行消除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的积极平等政策；对新的性别分工的倡导。那么，只能使职业女性事业和家庭的双重负担不断加重，角色冲突更为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