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医学和文化如何建构了怀孕的身体

文章来源：章梅芳  女权之声

“怀孕”，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词汇。“怀孕的身体”既是医学课题，亦是文化课题；既是任何家庭和民族得以延续的载体，亦是特定社会和文化复制思想和精神的基本途径。“怀孕”更像是一个隐喻，意味着新生和传承。这其中，女人发挥着独一无二、不可取代的作用。然而，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场域，充满了性别政治。简言之，怀孕的身体构成了一个充满性别权力竞争和性别文化争议的空间。

人工辅助生育技术：将女性解放出生育牢笼，还是对女性身体控制的增强？

首先，一个紧要的问题当然是，身为女人，具备怀孕的独特能力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对此，女性主义学术界充满了争议。激进自由派女性主义学者认为，两性不平等的根源在于生物学，在于女性必须承担的生育责任和义务，妇女的解放要求生物学意义上的革命，因而她们欢迎和支持各种人工或技术辅助生育，认为辅助生育技术是帮助妇女从生育牢笼中解放出来的重要工具，能给妇女解放带来希望，其最终的理想在于构建一种完全消除性别差异的“雌雄同体”的社会。米利特（Kate Millett）和费尔斯通（S. Firestone）都是如此主张。

相反，激进文化派女性主义学者和一些生态女性主义学者却认为，生育是一种自然过程，它不是妇女的负担，而是女人独有的天性和优势所在，应该强调那些文化上与妇女相联系的价值和美德。在科里亚（Gena Corea）和米斯（Maria Mies）等人看来，试管受精、卵子捐献、胚胎评估、性别预测等技术都具有父权制色彩，它们是男性剥夺女人生育优势的工具，是父权制入侵女性身体的一种形式，生育技术的发展只会增强男性对女性身体和生育权利的控制，而不是帮助妇女获得解放。至今，这仍然是一个没有统一结论的女性主义学术问题。一方面，将生育作为女性天生的性别优势来强调，容易落入本质主义性别观的窠臼，对社会性别理论本身构成挑战；另一方面，现代的产科医疗技术，如超声波扫描、羊水穿刺术、脐带血穿刺术等在给产妇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往往使得她们失去了对身体和经验的把握与自主权利。

身体的语言和女性的经验如何沦落为失语的“他者”？

另一个有趣的问题是，男性如何进入了原本属于女性私密的产科医疗空间？西方的男助产士出现于18世纪，他们先后在上层社会家庭和中产阶级家庭内逐渐取代了助产妇的地位。助产妇和男助产士曾经争着为孕妇代言，为着各自的生存饭碗儿打笔仗。“谁具有更多的解剖学知识与解剖经验？”“谁更了解女性的身体并具有共同的怀孕体验？”“谁对怀孕的诊断和治疗更为重要？”……这些问题曾被长期争论。

英国学者汉森（Clare Hanson）和中国台湾学者傅大为对这些问题都有较深入的讨论。他们的研究表明，男性逐渐在产科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是一个不断从传统产婆手中夺取权力的过程。这个过程非常有意思，他们往往运用解剖学、生物学的“科学”知识作为武器，并通过把控产科技术、工具、岗位、证照制度，以及对传统产婆进行污名化等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的。简言之，他们之所以取得主导地位，并非源于他们拥有比传统产婆更先进的科技知识与更娴熟的接生技术，而在于通过一系列社会策略乃至强制措施来获得成功。事实上，这反映了女性主义科学技术研究最为关注的一个方面。如果想要了解为什么男性能在科学技术领域占据主导，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去考察他们如何在那些曾是女性占优势的领域最终取代了她们的位置。产科，正是这样的一个领域。怀孕的身体，无疑是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考察科技知识及其权力作用机制的重要对象。

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身体的权力问题。20世纪60~70年代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彰显和强调的一个主题正是女性对身体权力的捍卫。《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一书，至今仍是不容忽视的经典。作为母亲，我们都曾经历过诸多不堪回首的往事。从验孕棒上显示两条红色杠杠开始，我们几乎立即进入一种对现代医学科学无条件信奉和遵守的黑暗生活。一次次排队抽血化验，一次次带着焦虑的心情认真审读各种检测数据，一次次在嘈杂的产科门诊让身体裸露在产科医师的面前，一次次忍受冰冷的医疗器械进入自己的身体，一次次因为熬夜赶稿或吃了辛辣食物而对体内的小生命感到愧疚……怀孕的身体，是严格接受现代产科医疗监控和规训的身体，完全沦落为被凝视的客体，它和怀孕的女性一起成为失语的“他者”。

身体的语言和女性的经验，在现代产科医学面前，早已变得无足轻重。身体和女性经验的失控，甚至触及母婴权利的取舍以及对国家生育政策的服从与否等敏感问题。“堕胎是否具合法性”、“保大人还是保孩子”既是个人和家庭的私事，同时也受社会性别观念、母婴权利观念和国家生育政策的影响甚至强制规训。在此语境下，怀孕的女性丧失了话语权。身体，也因此成为影响政治进程和社会变革的重要变量。

医学和文化：共同影响“怀孕”的实践

从这个角度看，怀孕的身体早已不是自然之物，而是现代科技、性别文化、宗教观念、社会政治等共同建构的社会产物。正如我在汉森《怀孕文化史》一书的译后记中所言，怀孕显然不只是属于生理学或医学范畴的事物，更不是具有某种本质属性的东西，它是医学和文化共同塑造与建构的产物。在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时代，人们对怀孕的理解各不相同，这既归因于医学理论的发展和医疗技术的进步，更是各种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方面，医学发展不断地改变人们对怀孕的理解，例如超声波扫描仪的使用、人工培育技术的发展等，引发了一系列关于胎儿性别检测、婴儿监护权纠纷、母婴关系确定等方面的争论；另一方面，种族政治、殖民战争和优生学思想的盛行，又促使差异培育、人口控制等相关生育观念成为社会讨论的中心话题。简言之，在“怀孕”这个场域，医学与文化是相互关联、相互塑造、相互强化的关系，它们共同建构了人们对“怀孕”的理解，影响了“怀孕”的实践。在此过程中，孕妇的身体、精神与智力，乃至母亲的社会角色与职责，不断地被医学和文化所建构和塑造。

可以说，怀孕既是私人事件，更是公共事件；既是医学事件，更是文化事件。怀孕身体所触及的学术问题绝不局限于上述几个方面，它还涉及疾病的定义与管理、身体的医疗化、医学与文化的互动甚至种族政治等。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以来，“怀孕”“身体”与“生育技术”，一直是西方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学术研究关注的焦点之一。透过女性主义理论视角，结合具体案例，分析怀孕身体的性别政治问题，无疑也是国内女性主义学术研究的资源增长点之一。我们需要时刻审视并坚持女性主义学术的根本目标，时刻不忘追求女性的自由与解放以及男女平等的基本诉求。怀孕的身体，是一个适切的入口。不忘初心，方得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