绣出历史：一群河南农家女的社会实验

 

                                      记者：罗瑞雪  图片：香港乐施会

 

《咱们的故事咱们绣》书中的刺绣插图，展现了周山村村规民约修订村民代表大会中妇女代表参与表决的场景。

 

编者按：

    在中国，随着大批农村青年劳动力转移进城就业，留守下来的妇女占了农村劳动力总数的65%，是农业的主力军。然而，在重男轻女的农村文化，以及强化了性别歧视、直接决定农村资源分配的村规民约影响下，农村妇女在受教育程度、土地和财产拥有权、参政议政等方面均处于劣势，农村地区贫困女性化和女性贫困化的现象日益突出和严重。如何更好地解放农村妇女的生产力，激发农村妇女建设农村的潜能，成为中国发展的一大主题。

    贫、病、弱交加的农村中老年妇女，在人们印象中总是需要帮扶的对象。但周山村的女人们告诉你关于农村妇女的真实故事——她们是怎样用女人的手艺联结彼此，用女人的方式照亮社区的公共空间，用女人的创意、幽默、坚定和团结，积极参与社区治理，修改基层农村的“宪法”，改变中原地区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乡俗，创造一个对女性更有利的生活环境。

    用自己的双手，她们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改变了社区，并成为推动农村性别平等进程的主要力量，这就是她们和她们的学者姐妹一起创造的“周山模式”。这也是中国女权的真实历史：基层妇女与女权主义者知识分子的结盟，创造了“饱含眼泪”的、来自行动的新知识。

 

     初秋。座标，河南登封市大冶镇周山村。村小旧址的院子粉刷一新，进门对面的墙上，画着农妇的纺纱织布的形象，笔触稚拙。这里正在进行一个特别的新书发表会，主角是《咱们的故事咱们绣》，作者们盛装上台亮相，她们是村里“手工艺协会”的成员们，这是一本绣出来的书。

   上台讲话的客人很多，也都很感性。来自郑州的妇女干部学校副教授董琳说着说着就哭了，接下来，来自北京的香港乐施会项目经理钟丽珊眼圈一红，说不出话，人称“梁大妈”的河南社区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梁军赶紧上台来搂住她：“行动者的知识总是带着泪水的。”

   12年前，作为香港乐施会社会性别项目官员的钟丽珊首次来到这个少林寺附近的小村庄，为的是香港乐施会和河南社区教育研究中心合作推进的项目——周山村妇女手工艺品开发协会。

 

咱们的故事，咱们绣

 

    从出嫁之日起，郝玉枝在家里干农活，忙家务，带孩子，一家人的生活主要靠丈夫书军在煤矿打工的收入维持。后来，登封市退耕还林，无地可种，玉枝便每天呼朋唤友到家里来打牌消遣度日。

    2002年，河南社区教育研究中心在周山村帮助成立了作为妇女手工艺协会前身的“妇女传统手工艺小组”。小组旨在增加经济收入，同时也为保留、抢救和传承传统妇女手工艺做点事情。

    玉枝成了手工艺小组的成员。一开始，玉枝的丈夫书军不同意她参加协会，觉得“耽误事”。可是自从媳妇去了协会里“上班”以后，可以挣工资不说，关键是玉枝再也不会邀人到家里来打牌吵闹，身体也因为每天开开心心的好多了，家里的氛围变得异常和谐。目睹了媳妇和家里的变化后，书军开始支持玉枝这份小小的“事业”，玉枝忙着协会的事情没空的时候，书军还会主动分担家务。

    郝玉枝和她丈夫

   

    2004年，周山村妇女手工艺品开发协会正式成立，在原有的宗旨上，增加了促进妇女参与社区事务，提高妇女在社区中的地位的目标。现在协会的十几名成员，年龄都在中年以上，从进入协会，她们开始了“渐入花丛”的学习之旅，到处寻访学习手工艺，出了远门，去了开封、贵州，还跟来自台湾921地震灾区的妇女手工合作社“布工坊”的姐妹切磋学习……

    如今玉枝每天早上八点来到位于村小学旧址里的妇女手工艺协会活动工作室，和姐妹们开始一天的工作。成员们到了中午12点会休息一个小时，大家在协会一起吃饭，下午五点下班。协会采用“计工不计件”的薪酬制度，上一天班，算一天工钱，收入来源主要是手工订单，每人每月平均收入为600-700元。这个颇有几分共产主义味道的薪酬制度，是协会成员们共同商量讨论的结果。“不计件是她们（协会成员）自己提出来的。她们觉得，如果计件的话，我去向你学习，你都不愿意教，因为会耽误你干活的时间。”社区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梁军这样说道。

    协会创立初始，周山村邻里对这个事情都不看好，认为“几个娘们成不了什么大事”。然而，“娘们”当家和支撑的社区组织，不仅将自己的手工艺产品打出了一点名声，还在今年“著书立说”，在香港出版了《咱们的故事咱们绣》，用刺绣画和口述的方式，讲述周山村妇女自己的生命故事。

 

   “这本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生产过程。”《咱们的故事咱们绣》一书的编辑陈惠芳强调。“我们从来都觉得，农村妇女是落后的，没有文化的。然而在这本书里，她们把她们的生命经验，怎么样成长，怎么样改变，从改变自己到改变村庄，经过思考，然后总结出来，最后呈献给大家看，成为一个知识，然后可以分享、传播。农村妇女从来没有写历史的可能，而现在，是她们去写自己的历史。”

    梁军回忆，一开始她去村里寻找会做刺绣的妇女时，这些“平常在村子里隐藏得很深的、看不见的”妇女们，扭扭捏捏地把自己的刺绣作品拿出来，不好意思地说：“做得老丑了，别笑话……”

作为本书的作者之一，玉枝选择了将她生命中永远的伤口绣出来：玉枝生二女儿的时候，家人骗她是个男孩，她高兴不已。后来得知是家人骗她，她又生气又伤心，哭了起来。

    玉枝的伤口也是所有周山村妇女的伤口。在这名为“生为农家女”的第一章里，成员们的生命故事，无一例外诞生于“男孩偏好”的文化氛围下：因为是女儿所以刚出生便被抛弃、生不出男孩受到歧视、生在纯女户受到歧视、身为女儿因“老规矩”无法给父母打幡……字里行间，处处都能看到农家女子在重男轻女的文化下生存的艰难。她们的委屈，无奈，隐忍，与平静的叙述口吻形成强烈的对比，无声地控诉着“性别歧视”四个字对她们人生的残忍绑架。

    这是她们的故事，也是周山村的故事。

    在周山村，“男孩偏好”是无需言说的“潜规则”，体现在日常生活，民俗习惯的每一处角落。过去，村里有个雷打不动的规矩：家里生了儿子，就把胎盘埋在院子的正中央；生了女儿，就把胎盘随便埋在厕所或垃圾堆的旁边。要是女儿的胎盘埋在院子中央，就会阻挡这家人的运气。

  “男孩偏好”还体现在农村妇女们的名字上。在河南登封一带的农村，谁家要想要生个儿子，就把“改”或“变”字放进自家闺女的名字里，寓意改改家里的运气，别再生女孩。

    难能可贵的是，这本刺绣书，并不仅仅只有展现妇女生命故事的刺绣画，更记录了手工艺协会的建立和发展，成员们的改变，以及成员们是如何发挥主体作用，参与社区事务，并最终推动周山村修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性别平等的村规民约的一系列故事。

 

“妇女参政不能等！”

 

    经过多年的发展，手工艺协会俨然成了凝聚妇女力量，培育妇女村干部的一个必不可缺的重要基地。

    景秀芳就是从手工艺协会走出来的村干部。言行举止和名字一样秀气文静的秀芳不仅是手工艺协会的会长，还是周山村监委会的主任。参加手工艺协会前，秀芳说自己很自卑，光会做饭，干家务，和丈夫吵架总是一吵就哭，不懂争辩。自从加入协会后，秀芳和其他成员一起参加了不少社会性别意识和农村妇女主体意识的培训，思想观念都有了变化，加上协会有时要出去和其它妇女组织交流学习，渐渐地，秀芳和人交流变得落落大方起来。性子谦和稳重的秀芳深得协会成员人心，从2004年协会正式成立开始便一直担任协会会长。她说话越来越提纲挈领，譬如提到丈夫，她说，“以前我是仰视他，现在我跟他是平视。”

    2011年底，周山村两委换届选举。一天，协会成员在“上班”做绣花拖鞋的时候，讨论起了选举的事情，说到村里平时的重大决策都没有妇女的声音，实在太不平等，妇女利益也没有个“代言人”。“妇女参政不能等，要主动争取！”一位成员大声总结。大家纷纷动员秀芳参加村监委会的竞选。一开始，秀芳没有勇气参加，大伙儿七嘴八舌地鼓励她：“这不是你‘个人的事’，是‘妇女的事’！”秀芳决心参选后，成员们想方设法地给她拉票，逢人就拉着说秀芳人有多公正无私，村里几乎每一条路上都有她们的身影。最终，秀芳成功当选了村监委会主任，手下管着两名监委会成员。监委会起着监督村庄财务、政务和落实村规民约的作用，村委的支出，无论大小，都要经过监委会三个人的审核和签字。

    除了秀芳，同为协会成员的周改云也在2011年的换届中成功连任村计生专干，另一名成员冯瑞粉则成功连任村妇女主任。

    秀芳说，过去她们也很想对村庄事务发表意见，可是从来没有机会，也没有人来征求妇女的意见。手工艺协会的成立和发展，让这群农村妇女从不敢和人交流的腼腆大嫂，变成了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积极分子。妇女手工艺协会的旺盛生命力，最终让中央党校妇女研究中心“性别平等政策倡导课题组”（下简称课题组）决定，在周山村试点修改制订性别平等的村规民约。而协会的成员们也没有让老师们失望，她们果真成了周山村修改制订性别平等的村规民约的重要推动力量。

 

修订村里的 “宪法”

 

   “村规民约是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制度性保障，是农村妇女土地问题的源，同时也是影响农村养老问题解决的一个重要因素。”梁军在解释修订村规民约的重要性时这样总结道。

    目前，国际公认的正常的出生人口男女比例应是103~107，即每100个女婴就有相应的103~107个男婴。然而，2008年的数据显示，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已经达到了120.86，男婴数量远远超过女婴。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出生性别比失衡最严重，失衡时间持续最长的国家之一。

    由性别选择，即“男孩偏好”造成的出生性别比失衡，不仅侵害了女婴的生命权，还因为婚姻市场中女性人数远远少于男性而加剧了贩卖人口、性侵害、性暴力等社会犯罪问题，对社会稳定，特别是性别失衡情况更加严重的农村地区的社会稳定造成极大威胁。

《咱们的故事咱们绣》书中的刺绣插图，展现了周山村修订村规民约村民代表大会的场景。

 

为什么要千方百计生男孩？

 

    课题组2008年在河南、安徽、湖北、河北、江苏等省农村的深入调研结果显示，所有的调查者都认同“传宗接代”是他们要千方百计生男孩的重要理由之一，另一个重要理由——养儿防老——则得到了96%的被调查者的认同。

    然而，一个讽刺的现实是，指望着“养儿防老”的农村老人，正面临着普遍的赡养危机。在“课题组”的调查中，村民们，尤其是老年人，对目前的靠儿子养老的现状都十分不满。

    既然对养老现状不满，为何还得非要死守“养儿防老”？

    课题组指出，男娶女嫁的农村婚居制度安排让人们只能被动选择“养儿防老”。大部分村规民约都强制规定了，女儿一定要出嫁，到婆家生活，如此一来，只有儿子能留在身边养老。

农村妇女土地问题和村规民约之间的关系则更为直截了当。可以说，正是不符合国家法律政策的，歧视女性的村规民约，导致了农村妇女土地问题的出现。

    目前，我国绝大部分农村的村规民约都规定，已婚妇女，无论户口在不在村里，都不再享受村民待遇；在周山村，即女儿不能拥有土地或领取退耕还林后每年分得的口粮款，只有纯女户（包括独女户）家的女儿例外，但是也只能有一个女儿招婿并享受村民待遇。如此一来，农村妇女在出嫁后丧失了娘家里应得的土地，又因为“土地分配三十年不变”的原则，无法从婆家处分得土地，落得个“两头空”的下场。近年来，“农嫁女土地维权难”已成了媒体关注的农村热点问题之一，本应按人头分配的土地，被村规民约多加了一层名为“性别”的分配原则。

    课题组负责人李慧英教授这样总结道：“我们老是说‘男孩偏好’是个传统观念，但由于资源分配制度和婚居制度的设置，它其实是个趋利避害的选择。”要看到，为“男孩偏好”观念提供制度性保障的，正是剥夺农村妇女合法权益，限制婚居自由，让社会资源向男性倾斜的村规民约。因此，无论是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还是解决农村妇女土地问题，改善农村养老状况，修订村规民约，清除其中性别不平等的内容，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

 

婚俗改革打基础：男娶女，女娶男，两样都行

《咱们的故事咱们绣》书中的刺绣插图，展现了周山村“女娶男”婚礼的场景。

    郝玉枝家在2008年举办的那场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大胆创新破陋俗的“女娶男”婚礼，可以说是周山村修订村规民约的铺垫和前奏。

    在周山村，按照老规矩，招女婿的婚礼形式也和娶媳妇一样，都是“男娶女”。新郎在婚礼的前一天住在岳父家，新娘则住到婆家。到了婚礼当天，新郎从岳父家出发去把新娘“娶”回来。这种即便是女婿入赘也要在形式上坚持“男娶女”的老规矩，实际上强化和维护了男性中心的家庭制度。

    意识到这一点，当时的周山村村支书景占营和课题组成员希望玉枝能给女儿办一场从未有过的“女娶男”婚礼，让女儿去把女婿“娶”回家。通过这样一个婚嫁民俗的改变，撬动村民脑子里“男孩偏好”的顽固观念。参加过性别平等培训的玉枝觉得这是个好事，马上去和亲家商量，并不出所料地遭到了亲家一致的反对。但最终，亲家还是被玉枝说服了。

 

“不是钱多少的事情，这是咱的权利！”

 

    尽管有了“女娶男”婚礼的铺垫，课题组成员还是为即将召开的“周山村村规民约修订研讨会”感到忐忑不安，“心里没底儿”。修订村规民约直接触及村民利益分配，十分敏感，又无前例，村民们会如何反应，实在是无法预测。

    然而，当“周山村村规民约修订研讨会”于2009年召开时，现场的热烈气氛，以及村民代表和村干部对此事的支持，让课题组成员感到十分惊喜。在看似最不可能推动性别平等的，常被认为是陋习积重难返之地的落后农村，变革正在发生。

    研讨会共有周山村村两委成员、部分村民组长、村民代表和特邀妇女代表等24人参加。作为现场唯一的特邀妇女代表，秀芳回忆当天的情形时表示，第一次感受到了当家做主的感觉，怪激动的：“我想自己既然是‘特邀妇女代表’，就应该代表妇女说话，把一切不平等的（条款）都说出来。于是我就只管大胆地提。我提出了‘男女婚居自由’‘离婚或丧偶妇女应该享受村民待遇’等意见，后来都一条条写进了村规民约。”

    周山村2003年退耕还林，土地承包给公司后，作为村民待遇的一个主要利益点，村里每人分得的口粮款一年也就几百块钱，不是很多，村民也不是靠这个生活的。但秀芳说：“不是钱多少的事情，这是咱的权利！”

推动性别平等的条款，除了秀芳提出的那些，还有例如“提倡姓氏改革、婚俗葬俗改革”等，经过与会人员讨论决定，都一一写进了村规民约的草案。

     2009年3月12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程序，《周山村村规民约》（草案）经由村民代表大会讨论表决。大会共有70多名村民代表参加，其中手工艺协会的12位成员作为特邀妇女代表参加。

从小在周山村长大的周蓓晓于2008年回村担任大学生村官，参与了周山村两次修订村规民约的全过程。她说，整个过程印象最深的，就是这次周山村村规民约修订大会，因为比她想象中的要顺利太多了。

    大会当天，蓓晓负责宣读修订草案，让参会代表逐条审议、逐条表决。到了表决的时候，出乎蓓晓的意料，所有关于性别平等的条款，包括真正触及村民利益，影响口粮款分配的“纯女户、有儿有女户的子女婚嫁自由，男到女家、女到男家均可，享受本村村民待遇”，都获得了全体代表举手通过。

作为我国历史上首部具有性别平等内容的村规民约，第一次修订的《周山村村规民约》一共有30条，其中关于性别平等的条款分别从婚居自由、妇女参政、关爱女孩、婚嫁习俗等方面清除了村庄原有的歧视女性的“潜规则”，包括：

   “纯女户、有儿有女户的子女婚嫁自由，男到女家、女到男家均可，享受本村村民待遇”；

   “婚出男女因离婚或丧偶，将户口迁回本村者享受村民待遇”；

   “支持、鼓励妇女参政议政，在换届选举中，女性当选村民代表不少于50%；入选村两委、村民组长、以及其他村民议事机构的比例不低于三分之一”；

   “提倡文明节俭的婚礼，凡男到女家的婚礼，村两委大力支持并协助操办”；

   “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共同承担家务劳动”；

   “提倡子女行使自由，随父姓、随母姓或父母双姓均可”。

     这些条款对在中国农村延续了几千年的“男娶女嫁”“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等父系制度规则的撼动，用课题组成员、河南社区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董琳的话来说，是“颠覆性”的。

     需要注意的是，这次修订的《周山村村规民约》，只解决了离异或丧偶的农村妇女的土地问题，其他情况的已婚妇女土地权益的维护依然是个难题。在解释村规民约时，蓓晓说，出嫁了的，不在村里常住的妇女在村里只能再享受半年的村民待遇。但是，村规民约通过保障婚居模式的自由选择权，鼓励“男到女家”，如果是女婿入赘，夫妇俩便可享受村民待遇。

 

王亮家的“那件事情”

 

    关于当年王亮家那件闹得全村人都知道的事情，蓓晓和秀芳都记忆犹新。

秀芳说，09年刚推行新的村规民约时，最让人头疼的还得算王亮家那件事情。王亮的儿子前几年在外出打工时失踪了，四年没有消息，大家都觉得凶多吉少了。王亮夫妇的女儿小娟和女婿因此便搬回了王亮家照顾父母，户口也迁回周山村，享受村民待遇，分配口粮款。

    没想到，09年初，王亮家失踪的儿子突然回来了。听说王亮儿子回来了，村里就有人说按照老规矩，儿子回来了闺女就得走，小娟夫妇不能继续享受村民待遇分口粮款了。

    当时，新的村规民约已经开始执行，按照村规民约，婚居自由，小娟夫妇选择了回周山村居住落户，就该享受村民待遇。然而，王亮夫妇所在的村民组的大部分人还是认为得按照老规矩办。局面一时僵持不下。

    如何解决王亮家的事情，成了检验新村规民约实施效果和村民对新观念接受程度的最大难关。

    在蓓晓看来，出现这种问题，主要还是新的村规民约没有真正被村民所消化吸收，因此没能认同村规民约的权威性。“虽然有表决，但是有些人的想法还是（村规民约）是一纸空文，挂在墙上让大家‘看’的而已。”蓓晓回忆道。

    商讨再三，村干部决定“曲线救国”，不急着对王亮家的事情作处理，而是先在村里举办了一次“村规民约学习誓师大会”，通过一系列的文艺表演，对村规民约进行广泛宣传。“表演都是村民自己编排的，内容都跟村规民约条款有关联。这次大会后，村规民约在全村的普及率和接受度是提高起来了。”蓓晓说。

    手工艺协会的成员们对宣传村规民约这件事情很是积极，一下子就编了快板，三句半，小合唱三个节目上台表演。因为有村干部提议让年纪大、不好看的老妇女不要去，手艺最好的王云哭了，而另一位被不让上台的弋芳则马上编了一段：

姐妹几个台前站，未曾表演泪涟涟；
说俺长得丑，嫌俺不好看，不让上台去表演。
姐妹们，别生气，堂堂正正站台前；
村规民约订得好，只管上台去宣传！

《咱们的故事咱们绣》书中的刺绣插图，展现了周山村村规民约学习誓师大会中手工艺协会成员表演节目的场景。

 

    就在这次大会后，王亮家的事情终于顺利解决了。小娟夫妇仍在周山村居住落户，仍享受村民待遇。新的村规民约，也因为这件事情，真正地为周山村村民们所知晓，接受和认同了。

 

悄然而深刻的改变

 

    2012年5月17日，周山村第二次修订了村规民约，进一步补充完善其中关于性别平等的条款。两个版本之间最大的变化是，09版村规民约里，不在周山村长期居住的已婚妇女的村民待遇保留半年，而在12版的村规民约里，这个期限被延长至一年。

    两次修订后，目前仍无法解决的最大难题，便是妇女土地问题。应不应该给户口在本村，人却不在本村居住着的婚出男女这个村民待遇？“所有的出嫁妇女都把户口留在村里享受待遇，也不现实。怎样认定她们的村民身份？这个是一个难点。”蓓晓说。

    目前，周山村通过三个条件界定村民身份：常年居住，有住所，尽村民义务。但问题仍然存在。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而现在也没有多少村民义务可言了。

    作为一个每天在周山村工作生活的人，经过两次村规民约的修订，蓓晓很肯定地说，村民的性别平等观念改变很大，让她很吃惊。“六年来，周山村的变化真的是很大很大。”

    就在今年6月，周山村举办了”村规民约大家谈“活动，邀请村三委（党支部，村委会，村监委），十个村民组组长，妇女主任等共24人探讨两次修订村规民约后各条款的实施效果和其中出现的问题。六年前，周山村大部分人都认为，纯女户家庭只能留一个女儿招婿养老，其它女儿要出嫁，这个规矩是很理所当然的。然而，在这次活动上，当课题组成员提出一个议题“村庄资源有限，应不应该限制女儿招婿？”时，所有与会人员都毫不犹豫地觉得不应该。有代表告诉蓓晓，男孩女孩都一样，都是村里的人，都不应该限制。

    那么，修订村规民约，对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有效果吗？

    虽然一个村的样本太少，不足以说明什么，但是，梁军了解到，周山村里，“双女”户越来越多了（农村实行“一胎半”政策，第一胎是女儿的可以生二胎）。做性别鉴定的人也少了。“过去他们说‘双女’户也是绝户（没人传宗接代），现在几乎没人这么说了。”

    修订村规民约，有一个改变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妇女在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度提高了，妇女的声音得到体现。“这个是特别明显的。现在周山村村两委干部里面，一半是女性。虽然主要的干部还是男的。一说到开会，大家都有‘妇女要来’的意识，有什么事也知道要依靠妇女的力量。特别是手工艺协会的力量。它不再仅仅是一个经济合作组织，而是真正参与到社区里头来。很多大事情，例如修改村规民约，都有手工艺协会的身影。”梁军说。

 

“周山模式”

 

    总结新的村规民约何以能够迅速得到村民的认可，课题组在《探索之路——登封市修订村规民约推进性别平等工作纪实》一书中认为，走好民主程序是关键。

   “两次修订村规民约，在程序上我们都采用了‘4+2’工作法。”蓓晓解释道。所谓的“4”是指村党支部提议、村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大会审议这“四议”，而“2”则是指决议结果公开、实施结果公开这“两公开”。“不过第一次修订村规民约，我们把党员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合并到一起召开了。”蓓晓补充道。

   “通过民主公正的程序，保证村民参与，使他/她们感到这是‘自己参与制定’的村规民约。这种‘参与感’，对于以后村规民约的执行与落实是非常重要的。”课题组在书中这样写道。

    而真正的基层民主，一定是要有妇女参与的。将农村妇女组织起来，使之真正发挥社区建设的主体作用，从而成为推动修订村规民约的中坚力量，是课题组的主要策略。“她们觉得修订的每一条村规民约都跟她们有关系。”梁军老师笑眯眯地说道。

    在村委换届时，妇女组织的作用尤其凸显。“周山村村委大换血，修订村规民约的工作还是可以坚持，因为以性别平等为主旨的妇女组织的生命力还在这里。”梁军老师指出。

 

在周山村农村妇女手工艺展览室中陈列的新百花帐，妇女们用刺绣将现代农村妇女的生活展现出来。

 

    真正的基层民主，不是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正如蓓晓所说的：“‘多数决’制度让农嫁女土地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因为每次村干部想要解决，大多数村民都反对。其实，不能所有的事情都多数决。在涉及到村民的基本权利和生存权利时，我们只能按照法律来办。”民主决定要在合法的情况下才有效。

    目前，周山村的经验正在全国各地不断地推广。登封全市325个行政村、漯河47个村庄已先后效法周山村修改村规民约，并在黑龙江、安徽等全国9个省市也有推广。

   “我看好多试点村，都把周山村的那14条性别平等的村规民约写进去了，甚至我们（周山村）的很多顺口溜，他们换个村名就拿来用了。在推动当中，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江苏的连云港有几个村子，政府给提供了两个版本，一个是民政部修订的村规民约版本，一个是周山村修订的村规民约版本。最后所有的村庄都选择了周山村的版本。一个村干部说，因为周山村的版本说的就是他们的生活。”李慧英说。